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，情况就更糟糕了，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“隐私已经终结”。你看，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，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；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；计算机的发明，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；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，也在于此。

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吴敦义目前负债累累的处境，与蔡当局早前通过的“不当党产处理条例”紧密相关。在蔡英文亲自下令下，“不当党产条例”于2016年7月25日通过，次月12日正式生效，仅仅20天之后，“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”就于2016年8月31日挂牌运作。有台媒报道称，由于“党产会”匆促上路，来不及借调公务员成为编制人员，为此，只能大量找聘用人员“代打”。蔡当局迫不及待清算国民党党产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借调借调，借而不调！警惕基层随意性借调常态化》2015年5月，哈尔滨一小区的张女士反映，前几天小区居民楼电梯内的广告进行了更新，她起初没有在意，突然有一天，孩子问她：“妈妈，广告上那个卡通人物开着‘机关枪’在干什么？”她这才注意到，这则广告卖的是避孕套和卫生巾，卡通人物的造型很夸张。特别是避孕套的广告上面，一个卡通人物骑着摩托车，裆部架着“机关枪”，虽然隐晦但很不雅观。